在重庆市荣昌县仁义镇石梯子村，“大学生村官”成了留守儿童的“知心姐姐”。
“留守儿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客观现象。在长期过程中，如果对其不加以重视，部分留守儿童很有可能会变成问题儿童。”近日在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一份关于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培养情况的调研报告引起了委员们的注意。
自2011年10月以来，重庆市人大调研组先后对秀山等6个区县的17所中小学校、幼儿园进行实地调研，同时委托黔江、开县、巫山等11个区县人大常委会开展工作，并多次与重庆市教委、市妇联进行座谈，综合各方情况后形成了调研报告。
据了解，重庆市目前仍有2050多万农村户籍人口，常年外出务工人员有800多万人。根据2012年年初的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有107.41万人，主要集中在渝“两翼”地区，占幼儿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的26.94%。
“回去了我也读不进去”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程莉莉最近正忙于整理自己一年来的办案日志。在厚厚的日志本中，有一篇心情日志再次进入了她的视野。这篇日志所记录的案件，曾让这位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重点攻读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生困惑不已。
4名在校初中生———小舟、小齐、小易和小仲(均为化名)，因无法坐车回家，便对其他学生拦路抢劫。当受害者将兜里的64元钱连同手机一起“上交”后，拿着手机愣了半天的小舟，又把手机还给了受害者。“只要有钱够回家就行了。”四人虽然很快回到了家中，但也很快被交巡警找到。
做笔录时，四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现场，希望检察官能与校方沟通一下，让四个孩子重返校园，不受此事影响。
但出人意料的是，当听到检察官要送他们回校时，小齐当即表示不愿回到学校。“即使回去了，我也读不进去，老师也不会教我，要把我劝退回家。”小齐语气十分坚决，让在场的检察官和家长们惊愕不已。
程莉莉说，64元案件并非她办理的最特殊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但孩子说出的那番话，却让她印象深刻。
案子结束后，程莉莉找到了小舟等人的班主任。沟通后，她才得知四个孩子中有两人是典型的留守孩子，父母在外地打工，由爷爷奶奶照看，在校表现较差。
“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留守孩子犯案率相对高一些。”程莉莉向《法制日报》记者感慨，这起案件暴露出不少让她吃惊的问题，比如亲情之间交流的弱化等。
监护人法定责任亟待强化
重庆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高进进参与了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的调研工作。在他看来，小舟等之所以成为问题儿童，同其长期不受重视密切相关。
高进进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留守儿童问题近些年虽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关注中得到逐步改善，但现有的办法偏重于物质方面。比如留守儿童会收到一些书包、防寒服装和字典等物品，可再多的物资和旁人的关爱，始终不及父母对孩子的那份感情。
在重庆市人大调研过程中，反映最集中、最突出的还是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的问题。高进进说，目前对留守儿童的亲情关爱方式诸如“代理家长”、“知心姐姐”等，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缺乏亲情的问题，但不能替代父母的亲情关爱，那种血缘上的呵护是留守儿童内心深处的期盼。
在留守儿童亲情电话记录中，80%以上的记录是“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不少留守儿童与父母视频聊天、拨打亲情电话时，不是交谈而是流泪。
调研组还发现，作为法定监护人父母的责任，也存在不少问题。重庆市人大调研组在一个幼儿园座谈时了解到，幼儿园组织开展亲情交流活动，老师代138个留守儿童给父母写信，介绍生活情况和想法，结果没收到一封回信，也没有几个家长按信中的指点进入幼儿园网站了解孩子的情况。
由于父母法定责任缺失，不少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障碍和行为偏差。重庆市某县反映，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留守儿童占95%，校外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办法不多，使留守儿童成为易受伤害的群体。
高进进坦言，父母外出打工后，与留守儿童聚少离多，沟通也少，而隔代教育又有诸多不足，这种状况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亲情饥渴”，在心理健康、性格等方面出现偏差，学习和生活都受到影响。
加快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调研报告指出，就现状而言，除留守儿童父母的情感“缺位”外，重庆市“两翼”地区财力较弱，部分贫困区县的财政难以更多的支持。
“寄宿制学校作为一个缓冲带，有利于留守儿童的培养教育。”高进进认为，重庆市目前仍有近三分之二的留守儿童未纳入到寄宿制学校，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寄宿制学校的建设。
在调研中，工作人员获得的反馈是，寄宿制学校运行经费远高于非寄宿制学校，但经费保障方面却没有区分寄宿制和非寄宿制，区县教育部门不得不调用非寄宿制费用补寄宿制学校运行，使得本就紧张的生均经费进一步被“稀释”。
对此，高进进希望，对区县财政难以承担的部分，政府应给予专项财政支持，“财政再紧张，也不能亏待孩子们。”
对于留守儿童的关爱，高进进还认为，不能简单当作访贫问苦的活动，要切实了解农村留守儿童到底缺什么。一位留守男孩曾在关爱活动中说，自己需要的只是一个闹钟，这样就不用爷爷早上叫他起床了。
“这话很朴实，对留守儿童进行关爱首先要考虑他们的需求。”高进进说，有些关爱活动送出的书籍，“不仅留守儿童看不懂，连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也看不明白。”
高进进表示，留守儿童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普惠性的工程要做，但更要看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所在。
据了解，重庆市2011年城镇化率为55%，离2020年达到70%还有一定距离，在这个过程中，将有680万农民工进入城镇。
“别太苛求农民兄弟，想想他们进城后的生活成本。”高进进再三强调，外出务工者不是不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但孩子入托上学的费用实在承担不起，只好把孩子留在不需要交钱的农村读书生活。
“社会问题的出现，都与体制和机制有关。”高进进指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不光输出地要做好配置工作，输入地也要做好相应的对接服务。顶层制度设计是关键，要加快改革，破除体制机制中的障碍。
“培养照顾留守儿童要纳入社会经济发展中，科学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健全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高进进建议，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保障、小微企业发展等多项民生工作时，应同步推进农村留守儿童的随迁工作，保障孩子进城后能就近上学，上得起、上得好。
“留守儿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客观现象。在长期过程中，如果对其不加以重视，部分留守儿童很有可能会变成问题儿童。”近日在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一份关于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培养情况的调研报告引起了委员们的注意。
自2011年10月以来，重庆市人大调研组先后对秀山等6个区县的17所中小学校、幼儿园进行实地调研，同时委托黔江、开县、巫山等11个区县人大常委会开展工作，并多次与重庆市教委、市妇联进行座谈，综合各方情况后形成了调研报告。
据了解，重庆市目前仍有2050多万农村户籍人口，常年外出务工人员有800多万人。根据2012年年初的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有107.41万人，主要集中在渝“两翼”地区，占幼儿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的26.94%。
“回去了我也读不进去”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程莉莉最近正忙于整理自己一年来的办案日志。在厚厚的日志本中，有一篇心情日志再次进入了她的视野。这篇日志所记录的案件，曾让这位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重点攻读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生困惑不已。
4名在校初中生———小舟、小齐、小易和小仲(均为化名)，因无法坐车回家，便对其他学生拦路抢劫。当受害者将兜里的64元钱连同手机一起“上交”后，拿着手机愣了半天的小舟，又把手机还给了受害者。“只要有钱够回家就行了。”四人虽然很快回到了家中，但也很快被交巡警找到。
做笔录时，四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现场，希望检察官能与校方沟通一下，让四个孩子重返校园，不受此事影响。
但出人意料的是，当听到检察官要送他们回校时，小齐当即表示不愿回到学校。“即使回去了，我也读不进去，老师也不会教我，要把我劝退回家。”小齐语气十分坚决，让在场的检察官和家长们惊愕不已。
程莉莉说，64元案件并非她办理的最特殊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但孩子说出的那番话，却让她印象深刻。
案子结束后，程莉莉找到了小舟等人的班主任。沟通后，她才得知四个孩子中有两人是典型的留守孩子，父母在外地打工，由爷爷奶奶照看，在校表现较差。
“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留守孩子犯案率相对高一些。”程莉莉向《法制日报》记者感慨，这起案件暴露出不少让她吃惊的问题，比如亲情之间交流的弱化等。
监护人法定责任亟待强化
重庆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高进进参与了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的调研工作。在他看来，小舟等之所以成为问题儿童，同其长期不受重视密切相关。
高进进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留守儿童问题近些年虽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关注中得到逐步改善，但现有的办法偏重于物质方面。比如留守儿童会收到一些书包、防寒服装和字典等物品，可再多的物资和旁人的关爱，始终不及父母对孩子的那份感情。
在重庆市人大调研过程中，反映最集中、最突出的还是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的问题。高进进说，目前对留守儿童的亲情关爱方式诸如“代理家长”、“知心姐姐”等，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缺乏亲情的问题，但不能替代父母的亲情关爱，那种血缘上的呵护是留守儿童内心深处的期盼。
在留守儿童亲情电话记录中，80%以上的记录是“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不少留守儿童与父母视频聊天、拨打亲情电话时，不是交谈而是流泪。
调研组还发现，作为法定监护人父母的责任，也存在不少问题。重庆市人大调研组在一个幼儿园座谈时了解到，幼儿园组织开展亲情交流活动，老师代138个留守儿童给父母写信，介绍生活情况和想法，结果没收到一封回信，也没有几个家长按信中的指点进入幼儿园网站了解孩子的情况。
由于父母法定责任缺失，不少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障碍和行为偏差。重庆市某县反映，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留守儿童占95%，校外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办法不多，使留守儿童成为易受伤害的群体。
高进进坦言，父母外出打工后，与留守儿童聚少离多，沟通也少，而隔代教育又有诸多不足，这种状况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亲情饥渴”，在心理健康、性格等方面出现偏差，学习和生活都受到影响。
加快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调研报告指出，就现状而言，除留守儿童父母的情感“缺位”外，重庆市“两翼”地区财力较弱，部分贫困区县的财政难以更多的支持。
“寄宿制学校作为一个缓冲带，有利于留守儿童的培养教育。”高进进认为，重庆市目前仍有近三分之二的留守儿童未纳入到寄宿制学校，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寄宿制学校的建设。
在调研中，工作人员获得的反馈是，寄宿制学校运行经费远高于非寄宿制学校，但经费保障方面却没有区分寄宿制和非寄宿制，区县教育部门不得不调用非寄宿制费用补寄宿制学校运行，使得本就紧张的生均经费进一步被“稀释”。
对此，高进进希望，对区县财政难以承担的部分，政府应给予专项财政支持，“财政再紧张，也不能亏待孩子们。”
对于留守儿童的关爱，高进进还认为，不能简单当作访贫问苦的活动，要切实了解农村留守儿童到底缺什么。一位留守男孩曾在关爱活动中说，自己需要的只是一个闹钟，这样就不用爷爷早上叫他起床了。
“这话很朴实，对留守儿童进行关爱首先要考虑他们的需求。”高进进说，有些关爱活动送出的书籍，“不仅留守儿童看不懂，连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也看不明白。”
高进进表示，留守儿童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普惠性的工程要做，但更要看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所在。
据了解，重庆市2011年城镇化率为55%，离2020年达到70%还有一定距离，在这个过程中，将有680万农民工进入城镇。
“别太苛求农民兄弟，想想他们进城后的生活成本。”高进进再三强调，外出务工者不是不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但孩子入托上学的费用实在承担不起，只好把孩子留在不需要交钱的农村读书生活。
“社会问题的出现，都与体制和机制有关。”高进进指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不光输出地要做好配置工作，输入地也要做好相应的对接服务。顶层制度设计是关键，要加快改革，破除体制机制中的障碍。
“培养照顾留守儿童要纳入社会经济发展中，科学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健全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高进进建议，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保障、小微企业发展等多项民生工作时，应同步推进农村留守儿童的随迁工作，保障孩子进城后能就近上学，上得起、上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