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社工既是一种新的社会职业，又是一支新的社会建设力量。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新的社会服务需求，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势在必行。作为社会活跃细胞，国内专业社工已开始参与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并被誉为“社会工程师”、“社会治疗师”、“社会减压阀”、“社会润滑剂”等。

    社工在发达国家已有上百年历史，而在我国内地仍处于初级阶段，社工人才队伍现状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还极不适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全面加强人才工作”，“大力培养造就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青年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而社工人才应在其中。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18个部门去年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进行战略部署。《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提出明确目标，即到2015年，我国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200万人；到2020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300万人。

    届时，中国社工的身影将广泛出现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建设、婚姻家庭、精神卫生、残障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职工帮扶、犯罪预防、禁毒戒毒、矫治帮教、人口计生、纠纷调解、应急处置等各个领域，可望给全体国民编织起一张广覆盖的社会服务网。

    最近，半月谈编辑部特别策划《中国社工：社会建设异军突起》专题调研，组织记者分赴北上广深这些我国内地社工发展的前沿地带以及江苏、湖南、四川、河南等省，进行大规模实地调查，深入走进这一新群体，去感受力量，触摸梦想，直面困境，思索对策。(《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4期)

    力量篇：

    深圳：“10分钟社工服务圈”助推和谐社区

    ——来自两个社工之城的前沿调查之一

    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特区，拥有一支备受好评的专业社工队伍。这一批平均年龄不足28岁、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年轻人，让深圳的社工事业开始初步发挥“社会矛盾缓解剂、社会问题解决者、社会发展助推器”的作用。

    今天，深圳社会工作发展已经跨过试水阶段，进入一个追求完善、创新和突破的新时期。力求先行先试的深圳提出2015年实现“10分钟社工服务圈”的目标，以社区综合服务为依托，形成完善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网络。

    有问题，找社工

    一位服刑12年的男子在重返社会后，妻子离他而去，孩子也不归他抚养。衣食无靠的他在找工作时多次受到歧视，一无所获。在租住的阴暗潮湿的小屋中，45岁的他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这是深圳润鹏社工服务社社工小汪向半月谈记者讲述的一个案例。在知悉相关情况后，社工们主动登门对他进行心理辅导。从开始的拒绝逃避到最后敞开心扉，社工的孜孜不倦感动了这名男子。他尝试去做社工机构为他介绍的工作，最终拥有了一份稳定、足以自给的工作，并且可以时常去看望孩子。

    “因为北斗，人们不会迷失方向；因为北斗，人们燃起希望。”这是深圳北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口号。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北斗社会服务中心开展“运动嘉年华、快乐齐参与”世界残疾人日活动，让社工统筹、残障服务人士参与主导整个活动流程。有的残障参与者说：“这些都是我不曾尝试过的，今天我真的做到了！”有的居民感叹道：“没有想到残疾人这么厉害，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

    从2007年开始，经过4年多的探索，深圳已经拥有超过50家社工服务机构，社工服务遍布民政、残联、司法、教育、社区、医院、禁毒帮教、信访、计划生育、人民调解等10多个领域。半月谈记者在深圳调研时了解到，深圳的社工服务已突破“安老、济困、扶幼、助残”的传统领域，向“企业社工服务”等新兴领域迈进。

    在2010年富士康科技集团接连发生员工坠楼伤亡事件之后，深圳先后有425名一线社工和社工督导进驻富士康集团，成为其员工心灵成长的伙伴。社工们对新入职半年以内的员工进行问卷普查，积极跟进疑难个案，前后共访谈3万多员工，处理500多个疑难个案。深圳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处处长骆冰说，这是我国社会工作者首次大规模、全方位参与公共危机的救援行动。在中国社工年会十大年度社工事件评选中，深圳社工介入“富士康员工关爱行动”入选。

    拥有2000多名员工的深圳市冠旭电子有限公司，把至诚社工服务中心的两名社工请进工厂，联合企业内部的人民调解员，积极化解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员工之间的各种矛盾，加强对年轻员工的心理、情绪的疏导。冠旭公司董事长吴海全说，社工进入企业之前，企业员工月流失率达8.8%，一年后这个数据下降到4.8%，说明社工加强了员工的稳定性。“而且在社工的引导下，企业管理层的管理风格不像以前那么粗暴，和普通员工的关系比以前好了很多。”

    业内评估表明，深圳社工服务对象和用人单位对社工总体评价较好，受访服务对象80%对社工的工作表示满意或认为社工对其有帮助。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秘书长李光明曾就读于香港的大学，对香港的社工印象很深。他告诉记者，与香港相比，深圳的社工事业尚显年轻，但前景广阔，市民“有问题、找社工”的社会生活氛围初步形成。

    民间化与专业化

    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刘润华曾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参与了筹划、推动、组织深圳社会工作发展全过程。刘润华回忆说，2007年前，全国范围内社工工作还缺乏成熟的经验，深圳社会工作发展固然有成功的可能，但也有失败的风险，这些年来可以说是“负重前行、不辱使命”。

    2007年10月，深圳出台社会工作“1+7”文件，包括社工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工作岗位开发、社会公益与民间组织等方面内容，确定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为主要特征的基本架构和发展思路。

    对此，骆冰解释，政府包办社会服务，往往会出现机构臃肿、缺乏活力、队伍素质下降、服务质量偏低、专业水准不足等问题。因此，深圳始终把握民间化方向，实行政府向民间社工机构购买服务，并将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纳入政府统一采购体系，努力培育民间专业社工机构，以此构建竞争性机制和专业服务体系，确保社工发展的活力。

    家住宝安区大浪街道的胡女士对大浪社区服务中心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她说，“4点半学校”服务由“杂牌军”变成了“正规军”，专业社工加上社区义工，将放学后的孩子管起来，解决了很多上班族家长的后顾之忧。

    除了对社工机构定期进行评估以确保其质量之外，深圳社工事业的发展一直在强调“专业化”、“专业是社工的生命力”。“光靠社区居委会、事业单位等来做社会工作，远远不够专业。”李光明说，“只有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队伍，才能产生好效果。”

    骆冰说：“去年有媒体报道说深圳部分社工流失了，这是事实，但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不是专业的、工作能力强的社工，怎么会被人‘挖墙脚’呢？怎么会那么受欢迎呢？据我所知，去年有50多个社工离开了深圳，但他们还在广州、东莞、佛山等地从事社工工作。”

    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永祥评价说，深圳的社会工作事业已经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各项制度日臻完善，专业服务机构富有朝气，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经验的督导体系也已初步建立起来。

    构建覆盖全城的服务网

    徐永祥认为，社区综合服务是专业社会工作的基础平台之一，社会服务机构及一线社工应坚持“社区为本”的理念，针对社区居民的需求，积极整合社区内外的力量，为各类群体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不断提升社区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

    《深圳市社会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深圳将积极推进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建设，拓展社工服务的领域和内容，提高社工专业化水平，扩大社工的覆盖范围，到2015年，每万人中社工人数超过5人，基本建成“10分钟社工服务圈”。

    骆冰解读说，建成“10分钟社工服务圈”，意味着专业的社工服务将会遍布深圳各个角落。“十二五”期间，深圳要建成700个左右的社区服务中心。其中，人口数量较多的街道设立综合服务中心，有条件的中心面积大概在1000～2000平方米，配备10名左右社工；而家庭服务站重点布局在社区，以服务家庭为主要对象，面积在400平方米左右，配备3～4名社工。中心的工作人员60%是社工，其他成员主要是心理咨询师和康复师。

    “很多老百姓问，有需要的时候，我去哪里找社工？这个疑问很正常，在校学生找学校社工，病人找医院社工，老年人找老年社工，还有很多市民，碰到家庭矛盾、婚姻问题怎么办？就找社区服务中心。”李光明说，“我们的口号和理想，就是让每个市民感觉‘社工服务就在你身边’。”

    例如，深圳正在建设“呼援通”社区智能化管理系统，为60岁以上不能自理的老人，以及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低保家庭、优抚家庭等，提供上门安装“呼援通”终端设备和“一键式”的紧急救助等服务。

    未来，深圳还将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或资助方式，由市社会工作主管部门统筹，整合相关教育培训资源，建立能容纳800名学员学习、食宿的“深圳市社工人才培训示范基地”，专职实施对社工的岗前培训、在职在岗继续教育、实务操作训练等教学研究工作，并兼具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实习基地功能。

    李光明透露，深圳正准备建立“社工精英服务队”，从每个社工服务领域抽调经验最丰富的3名社工组成一个小组，大约会有六七十人。“这些优秀社会工作人才，是社会服务领域的‘特种兵’，拥有快速解决突发问题的能力，堪称真正的‘排雷手’和‘爆破手’，哪里有突发紧急的重大事件，就可以让他们迅速去协助解决。”(半月谈记者 詹奕嘉)

    上海：社工专业化“诊疗”舒缓都市高压

    ——来自两个社工之城的前沿调查之二

    拥有6万多名社工的上海一直被视为我国内地社工发源地。在过去近10年里，上海一边推进培育社工和专业社工机构，一边积极探索社工人才发展的职业化路径。

    抚平社会创伤的“苗姐”们

    自从有了“苗姐”，上海虹口区嘉兴街道虹镇老街的1700多名外地媳妇不再感觉无助。她们大多从外地农村远嫁而来，文化程度不高，与公婆生活在这个上海最大的棚户区里，常常因家庭矛盾而无处求助。2011年3月，嘉兴街道在原有“外来媳联谊会”的基础上联合虹口区妇联成立了“新上海姐们俱乐部”，专门帮助外来媳妇做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法律咨询，还开展娱乐、育儿等讲座。而“苗姐”就是俱乐部的一名专职社工。

    “苗姐”本名苗秀，是一名嫁到上海的安徽姑娘。她内退后，成为当地居委会的一名社工。为人热情又能说会道的她在俱乐部里吸引了许多姐妹前来倾诉。家庭矛盾、落户口、小孩读书……面对姐妹们的各种诉求，她都会给予亲人般的耐心帮助。

    在上海，像苗秀这样的社工越来越多。目前，上海全市的专兼职社工已达6万多人，并创设“上海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社会工作培训中心等16家单位开展社工专业教育和培训。

    上海市民政局社工处处长黄志华表示，随着城市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原有的公共政策必须面对大量的新人群、新领域。“不仅各种矛盾相继凸显，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出现缺失，社会情绪显得脆弱。社工其实就是社会矛盾的调解者，可以将矛盾消解于萌芽之中。”

    我国内地最早的一股社工热潮，正是在上海开启的。2004年，上海市政法系统成立了新航社区服务总站、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和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等3家社工团体。政府每年出资5000多万元购买服务，由三家社团的1300名社工完成全市12.7万名刑释解教人员、吸毒人员和失学、失业、失管青少年的服务及管理工作。

    “社工的主要职责是对各种社会问题和各类处于困境的社会成员进行专业化‘诊疗’。他们有效地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尤其在化解矛盾方面，越来越多地扮演起城市‘润滑剂’和‘减压阀’的角色。”黄志华说。

    服务触角多方延伸

    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秘书长郭小牧介绍，上海社工不仅在民政所属的社区建设、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流浪救助等领域开展专业服务，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法领域的犯罪矫治和失管青少年服务、卫生领域的医患协调、教育领域的社工辅导、人口计生以及民族、宗教、侨联、统战等诸多方面，并在不断开拓新的服务领域。

    针对大城市信访工作的难点，上海还积极探索社工介入信访。浦东新区川沙镇的家庭社工便是一个成功范例。该镇某社区的动迁居民刘某，曾因攀比导致心理失衡，多次参与非正常上访。家庭社工在劝导无效的情况下，避开敏感话题，从邀请刘某参加社区活动着手加强与她的交流，帮助其争取政策、规划生活。最终，刘某打开心扉，成为社区志愿者，从“受助者”成了“助人者”。

    在上海崇明县新河镇，社工和志愿者纷纷走进200名6至14岁留守儿童的生活，推出了“筑爱宝贝”项目。他们充分运用专业技能与这些孤独、内向的孩子交流，带领孩子融入集体、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社会工作可以开拓的领域还有很多。如教育社工，香港早已落实了‘一校一社工’模式，但内地的中小学乃至大学还较少看到社工。另外，农村大量的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未来农村社工的发挥空间也十分广阔。”郭小牧说。

    9年的社工职业化探索

    今年2月，上海发布2012年度预警专业，社会工作排在第一位。黄志华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表面化的社工专业“供大于求”现象，因为根据规划，我国到2015年需要200万社工专业人才，目前的培养速度并不能满足需求。

    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永祥指出，社会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从业者须经过专业学习和培训，并获得从业资格。然而，由于薪资待遇低、社工自主化、行政色彩浓厚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工作行业留不住人才，也较难吸引优秀人才。

    2003年11月，上海率先举办地方性的社工职业资格考试，尽管这项考试于2005年终止，但其间获得职业资格的社工共有7800多人。经过近9年的发展，上海目前具有资质的社工已达13200余人，注册社工1555人，注册登记的社工机构已达68家。

    为进一步推进社工人才职业化，上海在加强建设16家社工专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基础上，还逐步拓展搭建社工实务训练平台，为社工专业大学生大量开拓实习基地，为一线社工提供实训平台；研究搭建社工评价考核平台，将社工人才纳入上海市人才评价体系，建立薪资激励措施，强化岗位绩效考核；建立“上海社工网”，为全市社工提供信息交流和专业化服务。

    “上海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从一开始就着力于职业资格、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和岗位设置、待遇保障等一系列职业化制度设计，从而保障社工发展的规范性和稳定性。”郭小牧说。

    上海模式的自我完善

    黄志华介绍，上海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思路分三个阶段：政府主导阶段，主要是通过政策支撑来为社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指导阶段，就是加强社工机构与政府的联系、指导并支持其健康发展；政府引导阶段，就是更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充分发挥社工机构的自主性以满足社会需求。目前，上海处于以政府主导为主，政府指导、引导同步推进的阶段。

    这正是被社会各界评价为高度行政化的“上海模式”。在郭小牧看来，社工发展的广阔空间依然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领域，所以，依托政府主导的社工发展思路有着现实意义。特别是当前内地社工职业发展尚未成熟，更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思路。徐永祥说，“上海模式”具有行政动员、行政推动的好处，但也存在过度行政化导致民间机构缺乏自主性和灵活性的弊端。

    如今，上海正积极“自我修正”，转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育社工群体和专业机构。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介绍，2009年上海率先在全国试水以招投标和创投的方式由政府购买服务开展社区公益项目，福利彩票公益金是购买服务的主要资金来源。上海市民政局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规范上海社区公益招投标(创投)项目财务核算管理的通知》等4个文件，进一步强化项目的规范运作、监管和评估。

    根据上海市民政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有32个公益创投项目通过专家评审。此前，上海已经实施或正在实施的公益创投项目有125个、公益招投标项目127个，直接受益人群61.4万人，间接受益人群48万人。今年，上海拟再投入1亿元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购买服务。

    黄志华说，未来将加强法制建设，探索和完善社工的人身安全、社会保障、督查、维权等诸多方面的法律规范，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社工的专业作用。(半月谈记者 罗争光)

    价值篇：至少我们还有梦——四名社工的故事

    社工在国外被誉为“社会工程师”。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社工。在国内，这还是一个尚未被大众认识的人群。中国的“社会工程师”目前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

    职业魅力源自“助人自助”

    罗祖红还记得，当年读大学选择专业时，自己同样对“社工”没有太多的了解。“当时根本不明白社工是什么，只是听学长介绍，读社工前景好，是朝阳产业，以后不愁找工作，于是稀里糊涂就读了。”已经走上工作岗位2年的他，对于当时“鲁莽”的决定，却没有丝毫的后悔。

    罗祖红在湖南长沙市开福区望麓园街道众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该中心依靠政府购买服务，负责在社区开展新居民服务、企业服务、基层矛盾调处、家庭综合服务、医院患者心理慰藉等多个项目。

    “你们是搞推销的吧，快走，老人家不买东西！”罗祖红说，在社区走访困难家庭的时候，经常面对这样的拒绝。向居民解释“社工”的公益工作之后，很多人仍不相信，认为天上不可能掉馅饼，有人甚至怀疑他们先免费服务，之后就会开始收费。

    “更多的时候社工容易被误解为‘义工’。其实社工是一种职业，是拿工资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掌握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罗祖红告诉半月谈记者，中心的15名年轻社工都是“科班出身”，他们都有着阳光的内心，不计较收入的微薄以及起步的尴尬。

    令他欣慰的是，被误解的局面慢慢得到了缓解。如今，他们已经和社区居民打成了一片。“真正了解我们的工作后，社区居民对我们非常欢迎。到现在，每个家庭什么情况，分管社工的心里都一清二楚。”罗祖红说。

    “认同这个职业的人，几乎都不会抱着‘发财’的梦想。而这份职业真正能留得住人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理念。”在罗祖红看来，社工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职业。

    总是乐于助人的他们，经常也会在服务对象上获得力量。“一位患病的母亲曾是我们的帮助对象。尽管她生活很困苦，但是她对女儿深厚的爱、对生活的顽强，让我自己瞬间也充满了勇气。”罗祖红感慨地说，“这就是社工‘助人自助’理念的精髓所在。”

    面对挑战，他依然爱得无法自拔

    “在生活压力面前，多少人生理想、激情都消耗没了。”来帅笑称，和公务员的“铁饭碗”、外企的“金饭碗”相比，自己端的是待遇差、不稳定的“泥饭碗”。

    28岁的来帅是成都市田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一名社工。2009年，社工专业科班出身的他从西南石油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从事他热爱的社工行业。

    当年全班49名同学中，包括他在内仅有3名同学选择从事对口的社会工作。另外两名同学去了社工事业发展快的深圳，他则留在了四川，在民间公益组织一呆就是四年。当时，社会工作专业还未被社会广泛了解和认同，在社会公益圈子里甚至流传着“血汗NGO”说法：员工工作累、压力大、待遇差，几个月拿不到一分工钱的也有的是。

    工作后，从月薪不足千元到目前的3000多块，来帅经历过没有五险一金和各种福利、每天数着钱过日子的拮据生活。4年来，他从一个民间社会组织跳到另一个，见惯了同行们将这份职业当做人生的缓冲期、事业的起跳板。来帅说，就在上个月，他还为一名转行当教师的同事饯行。

    汶川大地震后，来帅曾去绵竹、汉旺灾区社工站做灾民心理辅导和灾后疾病预防控制宣传等救援工作，亲身感受到社会工作者的巨大作用，以及专业社工给受到心灵创伤的灾区群众带去的快乐。他无法自拔地爱上了这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如今，来帅已从一名普通社工升职为中心的副总干事，待遇也有所改善，但他仍在为未来的挑战担忧：现在这家民间社会组织依靠政府购买的项目服务经费才能正常运转，一旦明年政府不再购买服务，机构的发展和他的职业理想将何去何从？

    不求名利，只为有人需要

    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休息一天半；经常遭遇误解，甚至被当成传销；每月工资2000元，没有其他福利……这是26岁的翟荣芳坚守的角色——江苏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的社会工作者。

    在南京市北圩路边一幢二层橙黄色小楼内，1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摆着四张简易办公桌，满地材料。2007年成立的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有4名专职工作人员，其中3名是80后。没有惊天动地，只是一点一滴的集聚。在不到5年里，这里的社工撑起了一个关爱农民工的家园，服务流动人口达10多万人次。

    “只要与农民工有关的，如工伤维权、讨薪、子女教育，我们都‘管’。”翟荣芳这样描述她的工作，“凡是找上门的，我们一定竭尽所能，为的是促进他们更好融入城市生活。”

    “如果有高薪工作，你会离开吗？”半月谈记者试探着问。

    “前两年有可能，现在肯定不会。”翟荣芳说，“就是因为有人需要，社会对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大。你不做，他不做，那谁来做呢？我也舍不得这个集体，大家一起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努力，虽然辛苦但很开心。”

    社工也需要减压

    郑州市金水区是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区，辖区内的彩虹社工服务中心是去年7月份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间专业社工组织，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英杰原来在深圳彩虹社工服务中心工作过几年，拥有一定的社工经验。

    今年初，金水区开始推行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购买26个岗位，每个岗位5万元钱，彩虹社工服务中心中标11个岗位。这让张英杰他们欢欣鼓舞，因为，这是他们成立后接到的第一份“订单”。

    张英杰在深圳做了近3年社工，据他介绍，目前国内社工服务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购买服务，有些基金会、慈善机构和企业也会购买一些项目。“除了经济上收入不高外，社工在情绪上压力也很大。”谈起社工面临的压力，张英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工接触的多是弱势群体，面对的多是服务对象的诉苦、抱怨。“我们的心理也会受到影响，也需要减压。”(半月谈记者 谢樱 蔡玉高 吴晓颖 刘金辉)

    难点篇：社工发展四大难点透视

    社工的“心病”：缺乏体面、尊严和上升空间

    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社工翟荣芳告诉半月谈记者，她的工作压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工作繁重，对个人挑战较大。社会工作，要与别人沟通，还要设计出合理的工作计划，再到后期的评估，每一个环节都要涉及与不同的人群进行沟通，有时经常会遭遇到别人的误解。二是工资待遇普遍比较低。在南京，社工的月工资基本上是2000多元，只够平时的花销。三是社工的社会地位偏低，不被社会认同。在从事社会工作的过程中，除了你服务的群体会对你心存感激外，许多人仍是冷眼相待。

    在深圳，不少专业社工压力很大，无法保障服务对象需求得到及时满足。深圳市东西方社工服务社处级督导张晓园介绍，2010年，新安街道大浪社区约有劳务工30000人，仅派驻两名专业社工，服务对象与社工比例为15000∶1。专业社工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深圳市政协委员宋强调研发现，深圳一般社工年收入不超过7万元，其待遇相对社会生活水平偏低。因此，人才流失率较高。深圳市社工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0月，深圳社工行业流动率为28.7%，其中近17%为流失率。

    上海女孩蒋文2006年考取上海市一所高校的社工专业。毕业那年，尽管有一家社工组织希望录用蒋文，但她最终选择了一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岗位。“薪水达不到要求，上升空间小，成了我们社工专业同学的共识。”

    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秘书长郭小牧指出，在职业能力、职位、薪资诸方面，社工职业还远没有像企业、政府机构那样清晰的路线。湖南农业大学社工专业讲师、社工师王肖静介绍，目前，专业社工职业晋升只有督导职级提升一条途径，社会工作行政管理人才、项目负责人才等尚无晋升的机制。而且，由于项目服务没有配套督导，导致项目社工无法获得督导职级晋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项目社工工作积极性低和职业倦怠感产生。

    “身为服务行业的社工岗位，特别是服务于残障、智障、精神病患者领域的社工群体，很容易被社会看成‘不体面’的工作。加上普遍待遇不高、工作辛苦、社会保障几乎没有，因此不少社工专业大学生都选择另谋出路。”王肖静说。

    朝阳职业背后的结构性矛盾

    从社会的需求程度来看，社工无疑是一份朝阳职业。按照《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到2015年，我国要培养200万社会工作人才，2020年要达到300万名。目前我国的社工数量在20万左右，这意味着未来三五年我国在社工数量方面还有180万的缺口。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一方面，目前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当中，多数并未经过正规的社工教育和专业训练；另一方面，社工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从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就开始“流失”。

    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是南京市较早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的学校。该校从事社会工作教学多年的副教授崔效辉介绍，从他多年跟踪学校社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对口就业的学生大概占总数30%多。“其他很多学校连25%都不到。”

    “其实早在几年前，就读社工专业的同学，几乎都是第一志愿没有录取后调剂过来的。有时候学期上到一半，学生就已经少了很多。”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湖南湘西农村社会工作实务创新基地牵头人史铁尔告诉半月谈记者，在湖南，社工专业每年应届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只有约50%。

    “岗位开发设置是影响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关键问题，没有配套岗位，社会工作职业化就很难推进。”成都市民政局社工处处长顾文辉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尚未对社工岗位进行统一开发、设置安排。在这方面，成都市尚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标准。

    上海市民政局社工处处长黄志华认为，造成我国当前社工人才表面“供大于求”的原因较为复杂。“一是高校的教学与实践脱节，学生实务能力较差；二是很多高校的教材都是舶来品，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反而影响社工工作的开展。”

    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湘树等社会学者介绍，国内许多社工机构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督导制度，许多基层社工的实务经验不足，对于一些特殊问题、复杂问题很难处理。

    社工行政化成“老大难”

    随着政府对社会组织和社工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但在具体操作落实过程中，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却明显不足。崔效辉介绍，南京市的社会工作在全国是比较领先的，但今年民政部门用于购买服务的预算才1000万元，平均到800万市民身上，每人才一元多。

    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负责人卢金艳对此深有体会。该中心是南京市扶持的典型，但一年也仅获得10万元的政府购买项目支持，中心绝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国外基金会。“我们所做的服务都是面向当地的农民工，但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外机构，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购买社工服务表现得并不积极，仍习惯于“养机构、养人、办事”的传统社会服务模式，没有将相关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一些基层民政部门干部介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所占比例还偏小。目前，在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尚无专项预算经费。

    史铁尔指出，目前很多地方支持社工发展更注重于岗位购买，社工行政化现象较为普遍、突出，成为社工发展中的老大难问题。

    以南京市为例，虽然目前社区社工有1万多人，但真正从事专业的社会工作的人并不是很多，他们中绝大多数都从事社区事务。从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目前在南京红山街道北苑社区从事社工工作的葛珊珊告诉记者，进入社区后才发现工作与想象中的差距太大，做的是民政干事的工作，专业优势基本得不到发挥。经过积极争取，目前她正通过公益创投项目的形式，慢慢地从社区事务中脱身出来，从事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这样才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红宇认为，社会上普遍存在对社工职业定位不准的状况，很多大学生来到社区后不是提供法律普及、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专业性的工作，而是和过去的居委会一样，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这造成了专业社工人才的浪费。

    社工组织仍处“襁褓期”，普遍运行困难

    “我们考虑的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生存。”回顾4年多的发展之路，卢金艳已经没有当初的“雄心勃勃”。她告诉记者，自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成立以来，就饱受场地的困扰，不但要为组织农民工活动的场地四处求人，就连自己的工作场地也经常面临搬家的痛苦。

    在四川，社工民间公益组织整体发展缓慢、力量薄弱，政府购买服务成为不少社工组织运作资金的主要来源。一旦与政府的合作项目结束，“断奶”后的社工组织将面临“休克”或“瘫痪”的艰难生存困境。“一些民间社工组织常常无米下锅。”当地一位民政部门干部无奈地说，对尚处于“襁褓期”的社工组织来说，政府“输血”性扶持显得尤为重要。

    湖南省社工组织大多也面临“看天吃饭”的尴尬境地。在“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工作思路指引下，很多社工组织因过于依赖政府资金而出现了无法运营的状况。

    “农村社会工作大有可为，但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不够。”史铁尔介绍，目前湘西基地只有中国社工协会提供的5万元经费，再加上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自筹的电脑、课桌以及软件支持，别无经费来源，导致农村社工发展速度缓慢。

    部分专家还表示，社工机构公益性和专业性有待加强。一些机构运行存在单纯营利倾向，有的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欠缺，管理不够规范和专业。史铁尔指出，对于这类社工服务机构，政府监管尚待加强。(半月谈记者 蔡玉高 吴晓颖 谢樱 罗争光)

    求解篇：让百万社工大军早赴征程

    如何为社会工作者的成长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智慧。去年，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央第一个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专门文件。很多社会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用“社会工作的春天”来形容这一文件出台的意义，他们同时呼吁好的人才政策还需要确保落到实处。

    提升待遇，政府加大投入

    社会学博士、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崔效辉表示，目前最迫切的是政府要加大财政转移的力度，通过项目制的方式，为社会组织和社区社工提供更多的资金扶持，从而提高他们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政府应加大购买服务项目力度，督促协调各级政府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资金，建立社工服务的福彩公益金资助与财政资金支持机制，并逐年加大资金投入比例。”长沙市民政局局长曹再兴说。

    在这一方面，北京市近年来对社工工资待遇连提三级，可谓力度空前。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贵伦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介绍，今年北京市社区社工人均月工资比2010年提高800元左右，与北京市各区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员工(不含教师)的工资水平保持同步同幅增长。北京市曾在2008年、2010年两次提高过社区社工工资待遇。

    半月谈记者在深圳采访了解到，今年深圳市将制定新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薪酬待遇标准，并探索实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岗位津贴制度，建立完善中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特别津贴制度。深圳购买社工服务的支出有望从每人每年7万元增加到7.5万元。

    此外，深圳还设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奖励和选拔，推动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奖励纳入全市人才引进战略和各类人才奖项覆盖范围。

    深圳市社工协会秘书长李光明认为，社工是一个高情感、高能量付出的行业，凝聚了许多道德高尚、富有爱心的社会精英，需要承受的负面情绪很大，应该有较高而稳定的薪酬待遇，让社工成为太阳下受尊重的职业，成为吸纳人才的职业。

    政府转移职能，向“购买服务”转变

    南京市民政局社会建设处处长徐贻珠表示，最关键的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给社工成长提供载体。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社工要么在社区工作，要么在社会组织工作。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另一方面也要将社区社工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从事专业的社会工作。二是政府要加大转移职能的力度。社会组织要想发展，就必须要有事情做，如果政府职能不转移，那一切都无从谈起。

    不少受访专业人士均表示，政府包办社会服务，往往会出现机构臃肿、缺乏活力、队伍素质下降、服务质量偏低、专业水准不足等问题。政府既不能包办社工发展，也不能对民间力量放任不管。前者会导致缺乏竞争；后者会导致社工行业消极现象蔓延，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

    “比较好的模式是，政府将社会工作需要购买的服务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公开竞标选择服务机构，第三方机构考核评估项目效果等程序，确保项目运作规范化、透明化和效益最大化。”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湖南湘西农村社会工作实务创新基地牵头人史铁尔说，“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民办社工机构评估体系，形成客观科学的第三方评估体制，促进民办社工机构健康发展和良性竞争。”

    在解决社工行政化问题上，深圳去年对1000多名岗位社工进行了绩效评估，近期将对一些“行政化”严重的岗位进行裁撤，取消那些把社工当成“勤杂员”的岗位。今年，深圳将继续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全市社会服务机构和社工服务绩效实行统一评价，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依据。

    曹再兴认为，应通过各级财政支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社区建设、社会福利与救助、青少年教育、居家养老、残障康复、婚姻家庭等与民生息息相关又急需的服务领域购买一批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提升服务水平。另外，应在医疗卫生、人民调解、流动人口服务、留守儿童、拆迁安置、就业帮扶、监所管理等社会工作较为薄弱的领域购买特色服务，创新社会工作服务方式。

    加强岗位开发与培训，扩建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社工大军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表示，在国家和社会大力倡导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的背景下，可以借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各界力量，健全社会工作职业准入制度、社工岗位制度、职业运行管理制度、职业工作考核及监管制度、薪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并由此来提高社会对社工的认同、社工对社工职业的认同，从而留住社工，实现共建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目标。

    同时，对社工人才还应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系统。在香港，有的人一辈子做社工，最后获颁“太平绅士”称号。内地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制定奖励办法，加大对优秀社工宣传表彰力度，让社工群体不断得到社会的认同与尊重。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民建中央的一份名为《关于加强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提案》中建议，相关部门应大力开发与设置社工岗位，可先行在各级各类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社会人才集中领域，在社区、公益性社会团体和民办社会服务等机构中设置社工岗位，大力推进社工人才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同时，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相对统一的社工行业薪酬体系，设置多层次、多类型的社工职业成长阶梯。

    徐贻珠介绍，南京市今年将启动社工人才注册的工作。按照计划，今年通过注册的人可达到三四千人。到2015年，南京计划培养出1.5万名专业社工。

    而深圳，今年将分领域建立若干个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实训基地，建立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终身学习培训机制。

    北京从今年起，将连续三年，每年对一万名社区社工进行培训。宋贵伦向半月谈记者介绍，目前北京市社区社工70%以上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但一些人没有社工专业知识。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将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市社科院等统一编制社工培训教学大纲，并聘请高校社会工作领域专家成立教授团。近几年，北京还提出“大学生社工计划”，2009年和2010年共面向高校招聘5000名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进入社区工作。

    农工党中央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在壮大人才队伍方面，还应加大对“社工+义工”模式的创新，让这一模式真正形成一个网络，既弥补专业社工的不足，又能在全社会形成“助人自助”的良好理念和风尚。据介绍，美国、德国是每500人配1名社工，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1/4。而我国短期内要充实大量专业社工似不现实，需要将社会上具有奉献和创新精神的“义工”纳入社会工作人才大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