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家”张文学并非手机行业科班出身。

    他大学所学为模具专业，第一份工作是在湖南一家电缆厂做模具技术员，每月收入200元钱，他仅干了数月。

    1998年，张文学辗转进入白酒零售业，当时大品牌贴牌之风颇为盛行，其中最为登峰造极则是贴牌于五粮液的浏阳河。张如法炮制则从茅台酒厂租赁下某个子品牌，开始淘金生涯。这一过程整整持续了5年。张称其全部零售经验亦来源于此。

    这一行业亦令张结识了一度曾在山寨手机行业如日中天的众一手机董事长段中光。那时段中光也在做白酒贴牌生意。2003年，段说服张前往深圳考察手机市场，考察整整持续了6个月。当时手机行业的暴利令人“触目惊心”。一套成本价仅为30元钱的手机外壳在批发市场售价可达500元。

    张遂决定转型，他以模具入手，从事高仿机或者改制机外壳研制此乃无奈之举，包括主板在内的设计能力均被日韩垄断，山寨公司一时无缘置喙。

    两年间，张几乎遍拆市面所售机型，由此了解了手机设计生产及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

    在市场拓展上，他也异于常人，将市场设定在中东、印度。在技术路径方面，多数厂商多采用价格更贵、集成度更高的联发科平台，而张则选择了当时针对不同市场、语言、底层协议更佳的英飞凌平台，后者功能并不花哨，但以质量稳定、性价比高著称。

    国外如中东、非洲等地月收入约50美元，若采用联发科平台手机成本要达到90多美元，当地买得起的人就会很少。“英飞凌的这条线当时中国没几个人做。而我则是极少数之一。”张说。这使得其在海外首先占了价格先机。

    除去手机质量、价格，困扰张的还有操作系统中的语言问题。当时国内手机仅有中文与英文，并无印度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小众语种。当时英飞凌等上游厂商对每套语言方案的报价为100万元。对张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张最终北上前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联合攻关。他最终花费6个月，40万元搞定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