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消费者发现把工业皮革制品吃进嘴里时，信用危机再次席卷而来。

    普遍的食品危机，荼毒了经济、文化、监管部门各个领域，造成的结果是社会普遍的不信任，交易成本再次上升。假以时日，中国的交易成本将雄冠全球，彻底抵消工人辛辛苦苦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增加的生产效率。制度失控，造假泛滥，不是“血汗工厂”可以挽回的。

    救命药变成致毒剂，“毒胶囊”事件的严重性，可与三聚氰胺事件“媲美”。如果这一事件不清不楚不解决，那么国内的消费者就会对所有含明胶的产品信心大打折扣，对于中国制造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资金因为缺乏产权保护或者原罪而外流，连消费者也会外流，靠提高关税逼回消费者无异于缘木求鱼。

    制假制劣让中国制造不断受羞辱，保护造假就是剥夺国民尊严与基本的消费权利。假冒伪劣产品造成两大恶果：一是中国产品信用折价，只要是中国制造就有假冒伪劣风险，就是低价货的代名词，在这样的环境下，诚信与高端制造企业不可能有成长空间；二是陷入拼成本的低质竞争循环，如果企业造假甚至使用有毒原材料无法受到严惩，相当于把刀直接架在了守法企业的脖子上，不造假产品价格上升，直接失去了生存的空间，遑论发展壮大。

    一味拼成本、拼关系的劣质竞争循环，加上无所作为的监管机构，使中国制造升级乏力。在“毒胶囊”事件中，螺旋式的“拼劣竞次”显露无遗。媒体披露，食用明胶价格最低是工业明胶的2倍以上，药用明胶价格则是3.5倍以上，巨大价差，让明胶产业链上的不法企业得以逐利。3倍左右的成本差异是利润率在8%以内的企业不可承受之重。造假者的低劣货横行，诚信者失去了最后一丝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纵容造假等于扼杀中国经济的未来。

    产品质量低劣，与错误的发展经济意识密切相关。在产能不足的中低端制造业阶段，保护企业就能保护产量，有了产量就有原始积累，有了原始积累企业才能发展壮大。这一低端制造模式迄今未能改变。

    不难理解，在经济发展初期，政策向企业而不是消费者倾斜，我们没有汽车召回制度，涉足三聚氰胺的企业没有受到穷尽性追究。一些人有可能相信，捂住造假的盖子，是建立市场质量信心之源，只要不报道、不扩散，问题似乎就得到了解决。恰恰相反，在信息社会，捂住造假的盖子直接后果是，消费者将质疑大部分产品质量都不可靠，对中国制造进行整体折价处理。我们是要建立自己有信用的百年老店？还是彻底损害中国本土百年老店的根基？要改变中国制造等于中国折价的困境，关键问题是政策的重心转到保护消费者身上来。

    其次，企业视消费者如无物，不能忽视的是中间成本过高，行政指导价格盛行，前者是寻租与定价摩擦费用，后者是无力扭转体制下的政府强行定价机制，进一步恶化了形势。

    还是以医药价格为例。2010年6月9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列入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以及具有垄断性生产、经营特征的药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其他药品实行市场调节价。对专利药品和按照专利药品对待的药品，以3年为周期进行调整，下调幅度一般不低于6%；保护期结束后，政府指导价下调幅度一般不低于15%。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是发改委用行政定价应对“天价芦笋片”事件(芦笋片15元的出厂价，到患者手中的价格是213元)，是呵护民生的表现。

    还利于民是好事，但用政府指导价呵护民生南辕北辙。政府指导价不可能控制住寻租源头，反而增加了寻租成本。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处方药销售过程中，单是在医院环节中占到的费用 (即医院各科室的回扣和利益分配)就达零售价的50%左右，已经超过了该办法附录中设定的从出厂到销售给医疗机构的最高流通差价率。

    寻租人员过多，产品定价不准确，解决之路是让寻租潜规则成为公开规则，通过医疗行业的竞争，而非政府指导价，价格将走上市场定价的轨道。

    中国制造不应该成造假的代名词。当人们相信，在中国造假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价格由市场决定、寻租空间正在变小、民众有信仰可以依托、学生的教科书没有谎言，造假泛滥才能逐步终结。

    造假要付出代价，无论是知名企业，还是村镇的小微企业。今天造假者不哭，明天哭的就是中国制造。不要绝望，中国正在恢复信用的过程中，虽然这一过程十分艰难而漫长。